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役下，如何通过提振消费激活内需市场活力，正在成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议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3月以来，包括南京、合肥、浙江、济南等全国10多个省、市政府先后推出了消费券等鼓励性政策，涵盖餐饮、文旅、体育等多个方面。日前，广西宣布已筹措超亿元财政资金，结合广西传统节日“三月三”，通过支付宝发放给公众，以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回补，推动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恢复性增长。

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效果到底有多大？如何保证发放的效率和公平？消费券和数字基建结合又能产生哪些新的化学反应？

消费券“重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名义下降20.5%。其中，餐饮收入4194亿元，同比下降43.1%；商品零售47936亿元，下降17.6%。

3月13日，发改委等2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共19条举措。在此背景下，各地消费刺激政策开始陆续落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作为提振措施之一的消费券“重现”市场。

3月15日，南京电子消费券启动预约，不到24小时，预约人数超百万。据了解，南京发放消费券总额度3.18亿元，其中5000万元来自财政资金，采用多批次网上摇号方式面向全体市民公开发放。此后、济南、宁波、河北、辽宁、广西也陆续推出消费券以刺激市场活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特殊时期采用消费券刺激经济已经成为国内外共识。从经济学角度看，消费券对经济的刺激，是一个从需求-生产-就业-收入再到需求的循环链条，只有消费端被激活，生产端才能保持正常运转。

根据2009年发放消费券效果显著的浙江省官方调研数据看，当年消费券拉动效应达到了11.3，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当前有针对性地使用“消费券”恰逢其时。但发放“消费券”需要注意结合疫情控制的实际情况，分场景、分品类、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安排实施“消费券”政策，兼顾稳增长与保民生。

根据统计局和社零数据，疫情发生以来，以餐饮、文娱、旅游和实体商超为代表的线下服务和零售消费因为场景关闭而遭受冲击。可选品类整体受到较大影响，汽车、家电等大件耐用品消费明显被抑制，服装、奢侈品、汽车、地产相关消费同比降幅均超30%。

对此，沈建光就建议：消费券政策既要考虑照顾餐饮、文娱、旅游等受冲击较大的行业，以稳定服务业增长；也要发挥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点向困难人群的生活保障需求倾斜。

如何发放是关键

3月1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就表示：“支持地方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同时，其也提出，地方出台政策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要考虑地方的财政承受能力，二是要让市场主体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受益。

这也指明了“消费券”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谁来发、如何发。

按照传统，消费券发放对象、发放期限很大程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对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大量消费券发放显然会增加财政负担。如何科学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和资金来源是关键。

沈建光建议可以2019年时期杭州发放消费券的经验为参考：不单一依靠财政，而是通过设计不同种类的消费券，配合适当的分担及促销机制，以财政资金作为支撑，调动了社会多方面资金参与。“对一些受到疫情冲击严重地区，困难人群集中地区，需要中央层面进一步协调好央地财政的分担机制，对重点省份和地区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盘和林则认为，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与企业进行比例分摊，既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又能减轻政府的负担，保证居民的生活。“但需要注意，在落实过程中，需要关注政企合作的消费券的比例分配和消费券使用解释权归属。”

记者注意到，目前已经有一些地区在尝试上述“分担机制”，以北京为例，就是通过商务局牵头，通过国美、北京苏宁、家乐福等企业发放消费券，变相和商家促销结合起来。而合肥市庐阳区以及广西则是与阿里、支付宝合作发放消费券，也是通过政府补贴和企业让利相结合。

不过，针对以“券”刺激经济还是以“现金”刺激消费动力更为有效，市场观点并未统一。记者注意到，在疫情发生后，香港地区财政部门就是通过向每位18岁以上市民派发一万元港币形式进行补贴。

法国SKEMA商学院（苏州校区）客座教授于宝山来自香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消费券形式和现金相比，刺激作用并不一定精准高效。“从历史经验和统计情况看，消费券是否能真正让需要帮助的群体受益要打问号。依靠抽签形式获取消费券，有可能抽到群体并不需要相关消费，或者没有相关领域的消费障碍，此外目前与2009年情况不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旅游餐饮等消费，因此这种刺激效果并不明确。”

哥本哈根大学区块链与电子市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韩海庭认为，报复性消费的支撑在于收入，疫情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更严重影响了个人收入，可消费空间有限。“此外，经验表明传统消费券刺激方式最终通过零售等渠道回笼，意味着消费券的刺激方式在食品、快消等领域更有倾向性，而这部分往往又是刚需，因此会影响行业普惠和重点行业倾斜目的。”

数字基建精准助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前市场内外部环境和数字化环境已有巨变，使得“消费券”的派发形式、价值效果均在发生改变，也让上述消费券发放过程中的指向性、精准度、刺激效果等问题有可能得到不同程度改善。

上述发改委等23部门发布的《意见》指出，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

记者注意到，在此轮消费券发放中，发放形式从纸质消费券走向电子消费券，发放平台走向支付宝、微信、苏宁、国美等一类电商和支付工具入口。

支付宝方面向记者透露，目前包括广西、南京、江西、浙江、合肥、银川等多地均已开始支持通过支付宝线上派发消费券。依托实名认证、区块链等技术,线上派发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商业布局、消费者需求等，精准制定不同行业、不同金额消费券，实现“一城一策、按需定制”“灵活可调整”“公平可追溯”，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实现助推商家数字化升级。

记者从微信支付方面获悉，腾讯目前仅在青岛城阳区上线消费券，下一步将支持更多省市政府发放。其优势与支付宝类似，消费券可根据各地需要精准定制不同行业、面额，通过多种方式直接发放至用户微信卡包，消费券还可结合公众号、小程序等能力进行发放、领取和消费。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数字基建”去发放消费券或可解决传统消费券发放的一些不足。

盘和林认为，传统的消费券的发放大都会通过单位或者企业发放，而通过全民性应用去派发，可以突破职业、年龄、数量限制，让每个人都有获取消费券的机会。

在韩海庭看来，数字化、网络化的流转渠道最主要解决两个问题——消费限制和消费跟踪，增加消费券发放消费的透明性，提高消费券应用的场景管控能力，也解决了传统纸质票据可能出现的使用情况难追溯等一系列问题。

（编辑：何莎莎 校对：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