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性经济下滑大背景下，红太阳主要产品及境外市场收入严重下滑，这不仅拖累了企业“造血”能力，且也让公司在大量资产被抵押下，处罚和诉讼接连不断。

　　在《红周刊》刊发的《财务危机降临、巨额担保承压红太阳用三种手段粉饰业绩》的文章中，记者曾对红太阳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情况进行过分析，文中提到其不仅账面上随时可动用的资金不多，且还有数亿元债务逾期，而即将到期的短期负债也在“大军压境”，再加上公司还有几十亿元的关联担保风险，诸多问题的集中呈现让红太阳的营收业绩出现持续下滑。回推问题发生的源头，资金面紧张是主因，可就红太阳目前状况看，其要想解决“钱”的问题，却似乎不太容易。

　　主要产品及境外市场收入下滑严重

　　资金问题，要么靠自身经营“造血”解决企业流动性问题，要么靠筹借资金“补血”来维系运营，而红太阳当前又能否靠经营解决资金缺乏问题呢？

　　据2019年年报披露，公司当年受“3.21”响水爆炸事故影响，主要“五大”成熟制造型子公司均受到极大冲击。“五大”子公司不仅是各地重点高新技术骨干企业，也是各地接受国家、省、市各级重点频繁检查的重点单位，当年受事件影响，“五大”子公司停产时间平均达到86天，导致效益大幅下降。

　　此外，由于化工农药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苏北、山东等化工园区，受史上最严环保、安全危机影响，化工园区的大面积关闭、整顿，使得红太阳上下游原材料经常断供，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而原材料的大幅涨价也导致红太阳产品成本出现大幅增加，对其利润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一系列不利因素影响下，红太阳当年计提了不少商誉减值准备，导致业绩大幅亏损3.37亿元。即便2020年上半年有大量关联交易的“鼎力协助”，红太阳经营状况还是比不上2019年同期，由此可见其经营状况之尴尬。

　　从红太阳收入构成来看，境外市场一直是其重要市场，其中，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的境外收入金额分别为22.69亿元、19.87亿元和2.6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38.40%、43.05%和11.35%。从境外收入金额及其占比不难看出，公司境外市场的销售情况相比境内市场更加不容乐观。

　　在当前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以及新冠疫情海外疫情缓解仍不明显下，红太阳的境外收入出现了断崖式下滑，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如此情况下，其想要在境外市场重新崛起，短期内恐存在一定难度。此外，公司前期不惜投入重金进行并购的重要子公司的主要产品还遭遇禁令。

表1 主营业务收入按区域划分情况

　　2011年9月，红太阳以11.14亿元的对价收购了安徽国星100%的股权，该子公司主要产品有百草枯、吡啶碱和双甘磷；同时，其还以9.98亿元的对价收购了南京生化100%的股权，而南京生化在被收购时主要生产吡啶碱、百草枯、三氯吡啶醇钠和敌草快等杂环类农药及中间体；2017年3月，红太阳还以7280万元的对价收购了山东科信70%股权，该公司当年主要生产百草枯母液及草铵膦、噻虫嗪、噻虫啉、虫酰肼等系列产品。由这些收购项目来看，百草枯一直是红太阳的核心产品之一。

　　在2018年报告中，红太阳表示“公司百草枯、敌草快、毒死蜱等主要产品的产销、量价等在上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保持稳健运营，有利地推动了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的高质量成长和主要经营指标的实现”。由此可看出，百草枯对其收入贡献有着极其重要影响。

　　然而，就在红太阳收购安徽国星和南京生化后的第二年，有关限制百草枯生产和销售的政策就出台了。2012年，原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国家质检总局联合颁布了第1745号公告，对百草枯水剂采取限制性管理措施。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生产百草枯。并从2016年7月1日起，禁止百草枯水剂在国内销售和使用。2018年9月25日，国内登记在百草枯可溶胶剂上的登记证到期，但以前生产的百草枯胶剂在有效期内(2年)可以经营、使用。今年9月25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百草枯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规定，百草枯母药生产企业生产的百草枯产品只能用于出口，不得在境内销售。如此情况意味着，“百草枯”在国内将彻底退出市场。

　　对于百草枯，红太阳在2020年7月份给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中还曾表示，“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非环保政策)百草枯产品在国内停止销售，并不影响公司百草枯产品在国内生产及出口销售，百草枯产品在国内停止销售未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对于这一政策出台后究竟对业绩影响有多大，公司并未披露具体数据，不过从生产百草枯的子公司业绩表现来看，近年来却已出现大幅下滑了。

　　根据红太阳并购时披露的信息，其子公司安徽国星与南京生化主营产品均以百草枯为主，梳理这两家公司近期的财务数据来看，自2019年以来，两家子公司的收入、利润表现皆不佳。其中，安徽国星2019年的营收净和利润分别下滑了23.89%和51.60%，南京生化则分别下滑了55.61%和157.14%，下滑幅度都非常巨大。而到了今年上半年，两家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也均有幅度不小的下滑，其中，安徽国星实现营业收入仅为7.46亿元，净利润为8599万元；南京生化的营业收入实现金额仅为2亿元，大幅下滑62.37%。

表2 生产百草枯子公司经营情况表(单位：万元)

　　如此状况之下，百草枯到底是受国际环境影响而境外销售预冷，还是因国内政策所致，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该产品在已经失去国内市场退路的情况下，如果境外市场销售也出现问题，则对其的影响恐怕不是短期的。此外，因公司存在大量借款，每年均存在巨额的利息费用，这些利息费用也在大量蚕食着红太阳业绩。

　　在种种不利情况下，红太阳想要靠经营增长来“造血”，恐怕是十分困难的事。

　　大股东股权轮候冻结

　　大量资产已被抵押

　　既然依靠经营来解决其资金问题已经“靠不住”，那么其通过融资方式又能否解决资金紧张难题呢？

　　正常情况下，企业向银行融资，是需要抵押物的，虽然也有信用借款一说，但对于已经有大量债务逾期的红太阳来说，恐怕没有哪一个银行敢冒险给其大量信用借款。

　　今年半年报披露，截至今年6月末，红太阳账户上的固定资产共有33.77亿元，其中房屋及建筑物的账面价值为16.06亿元，机械设备的账面价值为17.34亿元，其他的诸如电子设备、运输设备等账面价值不超过4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红太阳的房屋及建筑物中，还有2.94亿元未办妥产权证书，并不能用来抵押，而机械设备也并非全部可用于抵押。在其固定资产中，已经有22.69亿元被用来抵押借款、融资租赁，占其固定资产金额的67.19%，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不能用于抵押的资产后，公司可用于抵押的资产恐怕已经寥寥无几。

　　此外，其虽然有6.06亿元的无形资产，但其中的3.47亿元业已被用于抵押借款，占比达57.26%，除去无法用于抵押的部分后，无形资产可“发挥”的空间也不大，否则其也不会逾期数月而无法偿还借款了。

　　从红太阳9月22日发布的半年报问询函答复来看，截至回函日，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持有上市公司26567万股，持股比例为45.74%，其中有24362万股被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91.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股权仍处于轮候冻结状态，而轮候冻结股份数量是其所持股份数量的6倍多；第二大股东红太阳集团持有上市公司4646万股，其中有600万股被质押，占其所持股份的12.91%，另外其还有635万股被轮候冻结；红太阳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杨寿海不仅是南一农集团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且也是红太阳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其持有上市公司1.4%的股份，然而其所持股份的99.92%已经被用于质押，同时股权也被轮候冻结，冻结数量为其所持股份的2倍多。

　　如此情况表明，除了红太阳集团尚有数千万股可以用于质押外，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经没有股权可以用来质押了。

　　实际上，红太阳集团本身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根据上市公司9月19日发布的减持计划公告，红太阳集团因融资融券业务发生逾期违约，其持有红太阳的部分股票存在被动减持的情形。在减持完成后，红太阳集团持有红太阳股份的比例由此前的9%下降至8%，这样看来，红太阳集团已是自身难保，进而意味着公司想要依靠融资来解决问题，似乎也是“难于上青天”。

　　处罚、诉讼一箩筐

　　缺乏抵押物是红太阳融资困难的“硬伤”，而诸多监管机构的处罚以及纷沓而至的诉讼则将红太阳本已不堪的“企业信誉”踩的稀碎。

　　2020年6月8日，红太阳控股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均收到通报批评的处罚。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查明，2019年10月22日至10月24日，因融资借款纠纷，南一农集团所持有的红太阳股份被司法冻结，占红太阳总股本的7.62%，南一农集团未在其被冻结股份首次超过5%时及时通知红太阳，也未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直至2020年3月19日，才通过红太阳予以补充披露。截至2020年3月17日，南一农集团所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比例累计占红太阳总股本的44.70%。

　　红太阳集团是持有红太阳5%以上股份的股东。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2月20日，红太阳集团因融资融券业务发生逾期违约，其持有的红太阳股份被强制平仓，累计减持580.77万股，占红太阳总股本的1%，涉及金额为5563.60万元。红太阳集团未在首次减持行为发生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直至2020年3月19日、3月23日才予以补充披露。

　　红太阳两大股东双双违反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处分，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由于红太阳集团上述行为还存在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行为，不久后，江苏证监局也对红太阳集团采取了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红太阳今年7月6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证监会对其进行了立案调查。截至本文发稿日，尚无调查结论出炉。

　　实际上，随着红太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的占用，上市公司出现债务逾期，红太阳及其子公司的诸多诉讼就接踵而至。根据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的数据，其仅仅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就超过50起，而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有15起，涉案金额过亿的案件也有3起，总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案件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广告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票据纠纷等诸多方面。

　　这诸多的诉讼案件让红太阳应接不暇，由于诉讼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也被轮候冻结，其中，南一农集团被轮候冻结股权占其所持上市公司股权的624.55%，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被轮候冻结股权占其所持上市公司股权的246.13%。

　　在诸多的诉讼及股权冻结，对上市公司信誉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的状况之下，红太阳想要通过银行实现融资，恐怕已有不小的困难了。

　　期间费用疑点不少

　　2020年上半年，红太阳的经营状况不佳，营业收入同比下滑32.98%，理论上，随着营业收入的下滑，公司期间费用也会有相应的减少。半年报披露，其销售费用着实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188万元，减少幅度为-12.15%；管理费用比上年减少1567万元，减少幅度为-9.31%。单从费用变化看，似乎也算合理，然而若看其中的具体明细，则存在不少疑点的。

　　2020年上半年，红太阳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为1654万元，相比2019年同期的1918万元减少了数百万元，在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销售人员薪酬减少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其2020年上半年的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为6673万元，相比2019年同期的6034万元，却多出了640万元，同比增幅达10.6%，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上半年，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大量逾期借款无法偿还，以及公司接连收到诉讼等诸多不利因素“围城”的情况下，销售等部门员工在降薪，而唯独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出现大幅增长？若真如此，则红太阳管理方面的漏洞就确实不小了。

　　此外，其利息费用同样显得很奇怪。根据公司披露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其利息费用比2019年同期减少近6000万元，同比下降43.09%。从借款金额看，2020年6月末，其短期借款金额为42.62亿元，借款金额为6.22亿元，而其利息费用为7875万元，照此简单计算的话，则其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率大概为1.61%；而在2019年同期，其短期借款金额为46.08亿元，长期借款金额为4.12亿元，利息费用高达1.38亿元，简单测算，其2019年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率为2.76%，几乎是2020年的两倍。

　　要知道，2020年上半年中，红太阳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存在大额借款逾期，且部分逾期利息高达18.25%，最低的逾期利息费用也有6.53%的情况，而2019年上半年却根本不存在逾期，况且2020年上半年的借款金额结构与2019年差别也并不算大，如此情况让人疑惑，为何其2020年上半年的利息费用下降如此之多，借款的利息费用率会如此明显偏低呢？

表3 红太阳几项费用情况(万元)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红周刊）